铁道线以西

【按】两篇都写于去年年底，先发在牛博的博客，牛博一月份被低俗后又发在加拿大博客空间，那里被河蟹后就发在这里。之前四个月的其它内容可以压缩成上一篇日志，这两篇却很难。但愿我不用再换地方了。
推荐一本写了二十五年的书
posted on Sunday, January 11, 2009
 
1、
出去吃饭也不是全无用处，至少带回这套书就是不错的收获。
此书的第一张图片，就是我曾转载的《我犹在生》里提到的卞仲耘的标准照，她生前是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8月5日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在校中。
引言部分这样写道：“愿你们的惨剧，不再被隐瞒、忽视或遗忘，而成为永远的警示……”
作者王友琴博士关于文革死难者的调查从1980年便开始了，到今天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她没有合作者或助手，完全是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部调查专书。
她说：“我也想告诉读者，尽管本书的内容无可避免地决定了这是一本作者写得非常痛苦而读者也将读得非常痛苦的书，我却希望你们加入我的工作。请你们提供调查线索，或者亲自动笔，把你们了解的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写出来，以后结集出版，作为本书的系列作品。从一开始，书写和纪念受难者，就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只能是幸存者们的共同的努力。”
余英时在序中称作者长达二十多年的调查、收集和整理为“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
书中的受难者名单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从A第一个名字“安大强”，到Z最后一个名字“周寿根”，并列入一些不知道姓名、但是知道他们的身份以及死亡经过、地点、时间或他们亲属的名字的人，如“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99号，一名老年女性居民，葛畔瑜的妻子，以前开过煤铺，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红卫兵打死”。
在第一个名字安大强的记录中我看到这样的描述：“据他的同事回忆，安大强在赴死之前买了一块钱的猪头肉为自己饯行……”
2、
从我在SOHU写《铁道线以西》开始，一直有博友建议我写些快乐的故事。
当时不知道如何答复，但现在想明白了——在生活中，我觉得自己是快乐和幸福的，但那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忽略另外的记忆，我需要让自己在这样安静的时刻寻找一些碎片，来告诉自己和别人那些已经发生的或许也容易被遗忘了的事情。
牛少，鸡多
posted on Tuesday, January 13, 2009
王友琴女士在她那本《文革受难者》当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位受访者，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下放到劳改农场。他在那里做过很多活计，其中之一是放牛。这个人是学习工程的，对放牛一窍不通，面对这些听不懂人说话的庞然大物，心里很是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牛群温良，对自己并无敌意，也逐渐听从他的指挥。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就常常带着牛群到那里吃草。
后来有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因此被杀掉，被杀的地方也是在大柳树旁边。
之后他再带牛群去大柳树旁吃草的时候，想不到这些牛竟停步不前，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后来他又试过几次，可牛群依然抗拒，且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后来索性再不赶牛群过去，不论那边的青草如何肥美。即便多年以后，他仍然感叹于牛的记忆和坚持。
王友琴听了很好奇，问：牛记得那是同伴被杀的地方拒绝前往，难道动物也有这样的同情心和记忆力吗？
受访者回答，牛的确是这样，但不代表别的动物也是如此。比如鸡就不是这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掉了，拔毛开膛，肠子之类的被丢在地上，别的鸡就跑来啄食，互相争抢……
记得读《文革受难者》到这里的时候，我很受震撼。王友琴女士说，这绝对是一段真实的经历，而不是有意编织了寓言或讽刺。
我却觉得她的解释多此一举，这牛鸡之间的故事不是讽刺又是什么呢？在鸡形版图的国度，“牛”的下场是永远不会欢喜的，倒是“鸡”们，没心没肺知足常乐难得糊涂地繁衍传承了所谓的五千年。